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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九银十过去后，黑色系产品需求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除此之外，前期机构短线投资的行为较多，黑色系等板块产品涨幅过大，有技术回调的需求。综上所述，华泰(广州营业部)的张晟认为：主流大宗商品未来几个月保持高位振荡应是大概率的走势。其中，有色金属前景最好，甚至有向上的空间。焦炭、钢铁等产品或会冲高回落。农产品品种彼此差异较大，多数产品可能维持现价波动格在最近一波牛市中，胆大心细的机构投资者显然是获利主力。鉴于此，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的何威、七分钟理财的罗元裳等专业人士认为：后市确定性因素较多，散户操作大宗商品应该更加谨慎。市场走势或将大概率高位振荡，因此不能一味做多，建议区间操作，注意控制仓位。利好因素从“经济适用房”、“租售同权”、“共有产权房”，再到这次的“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房”，业内人士认为，历经一系列政策暖风之后，这一次的住房政策算是有了较为明显的利好。那么，跟之前的政策相比，这次的政策有哪些亮点?意，原来那些处于灰色地带的“城中村”和城郊结合部的村集体都可以名正言顺地做起房屋出租生意了。这实际上打破了1998年以来，城市住房由政府征地、垄断国有土地建设的套路。意义还不仅于此。其实早在2014年，北京就已经进行过集体土地建租赁住房试点，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之前只提到集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主进行开发建设，并未提到联营、入股等方式。而这一次的政策，很明显指明了，此类用地不是征地或简单地流入市场，村镇集体经济组织有极大的主导权，无形中也就增加了村镇集体经济组织在盘活相关土地方面的积极性。当然，整个文件最重大的亮点，还在于创新性地从土地供应端出发，加强租赁房源的建设和供给。文件中明确提出了，“村镇集体自行开发”，这实质上意味着他们可以绕过传统的开发商土地竞拍等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土地价格。个逻辑是否符合当下的现状呢?说回目前中国的住房市场，长期有着“重购轻租”的特点，这其实是“发育不良”集体建设用地建租赁住房政策:增加供地 优化结构在中国租房率不足10%，欧洲租房率近50%;中国房屋租赁交易额占房屋交易总额不足7%，同一数据美国占比是50%;2012年。全国租赁住房用地仅占全部居住用地的10.5%。社科院发布的2016年《社会发展蓝皮书》显示，当前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住房自有率高达91.2%，仅有不到10%的家庭通过租赁市场解决居住需求，特别是一线城市以外的地区，租房比例小之又小。同样地，还有机构投资者的严重缺位。据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刘洪玉介绍，我国住房租赁市场中，约90%的房源为个人出租，而在一些市场，专业租赁企业提供的房源占比在30%左右。链家研究院发布的《租赁崛起》中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一比重在日本租赁市场中达到87%，美国则为60%。按理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凡有需求就会供给配套。链家研究院的一份报告指出，目前中国的房屋租赁市场规模是1.1万亿，预计到2025年，中国租赁市场规模将增长到2.9万亿元，到2030年将会超过4.6万亿元。但是在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为什么发展不起来?最直接的原因，无非是赚不到钱。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算了一笔账，以目前市场的行情来算，像广州这样的城市，住宅物业租金回报率较高的能达到2个点左右，即使是一些高端公寓租金回报率也就5个点，但是国内资金成本的年化利率是5-8个点。开发商正常运作的话，是不可能盈利的。集体建设用地建租赁住房政策:增加供地 优化结构于是新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国内租金回报率这么低呢?按照简单的算式，租金回报率=(1年租金-房屋保养费)/房屋价格。租金回报率低，说明要么租金太低，要么房价太高。国内租金低吗?上海易居研究院不久前发布的《50城房租收入比研究》报告显示，2017年6月，全国50个城市超七成房租相对收入较高，其中北京、深圳、上海、三亚等4个城市房租收入比高于45%，属于租金严重过高城市。也就是说，这四个城市，租房者要拿出将近一半的收入支付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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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以防控金融风险为重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已经打响，新一轮严监管政策大潮将至。传统分析框架通常根据投资者的差异，对基建资金来源进行划分，因此难以理清各项资金来源与系统性风险的内在联系。针对这一问题，本文的新框架以风险属性为依据，将基建投资资金来源划分为以下的三大项、六小类，使之与防风险攻坚战的宏观部署和细分领域准确匹配（详见附图）。以此为基础，可以根据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发力方向和推进程度，逐一解析各项基建资金的变动情况，最后加总推导出基建投资的整体演变趋势。
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认为，为支持新时代的防风险攻坚战，中国基建投资的资金结构和增长中枢将渐次迎来重大变革。作为弱风险资金来源，预算内财政资金和PPP项目资金将稳健发力，尤其是规范后的PPP模式将迎来广阔的长期发展空间。作为长期风险资金来源，全国政府性收入的增长将有序放缓，以戒断经济高速增长的“土地依赖症”、推动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升级。作为短期风险资金来源，债券类、非标类和类资金与金融风险密切相关，料将持续承受监管高压，增速亦有望陷入长期低迷。综合来看，在中国经济新时代，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结构将稳步优化，弱风险资金占比上升，长、短期风险资金占比下降，引致基建投资增长中枢缓慢下移。我们判断，2018年基建投资增速将小幅下降，步入13%-14%区间内。第一，预算内财政资金。长期以来，公共财政预算为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最稳定的资金来源。由于其受到财政风险的硬性约束，财政收入规模、财政支出意愿和预算赤字水平共同决定了这一来源的资金多寡。着眼于这三个因子，2018年预算内财政资金对基建投资的支持作用有望保持稳定。其一，利润改善巩固财政收入。以企业利润为源泉，企业纳税贡献（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是公共财政收入增长的主引擎。受此影响，2011-2017年，中国工业企业利润、企业纳税贡献和公共财政收入的同比增速呈现高度正相关性（详见附图）。得益于供给侧改革红利的释放，2017年1-11月工业企业总利润同比上升21.9%。我们预计，这一势头有望在2018年延续，使公共财政收入稳定于高位，为当期基建投资提供充裕空间。其二，当期收入夯实政策预期。除了影响当期财政支出外，财政收入的增长亦会舒缓财政风险、改善政策预期，从而提振未来财政支出意愿。历史数据显示，2008-2017年，在剔除“春节效应”的扰动后，财政收入与下一年财政支出的同比增速保持正向联动（详见附图）。基于此，由于2017年1-11月公共财政收入累计同比增速较上年大幅攀升2.7个百分点，2018年的财政支出意愿有望明显增强。其三，积极政策维持合理赤字。得益于2017年中国经济超预期反，当前财政风险压力减弱，经济工作会议亦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会改变。因此，我们预计，2018年预算内财政赤字将维持于3%左右，对基建投资形成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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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日趋成熟的PPP模式加速发力，跃升为驱动基建投资的生力军。仅在财政部项目库中，2017年PPP新增落地投资额就高达2.4万亿元，同比增幅约为31%，其中约86%投向了基建领域。据我们测算，若设定落地项目加权平均建设期为2.5年，则2017年PPP项目资金对基建投资的贡献多达1.8万亿元，约占基建投资的10.6%，较上年大幅提振4.5个百分点。在PPP模式崛起之际，政策层对PPP模式的发展思路和功能定位亦清晰展现。2017年11月，一系列监管新政密集，坚决剥离风险隐患，着力将PPP塑造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隔离墙”而非“传导器”。其中，财办金〔2017〕92号文通过提高入库门槛、清理入库项目，杜绝变相兜底、项目回购、明股实债、承诺收益等违规行为催生新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2017〕79号文通过收紧政府付费类PPP项目，进一步避免加重地方政府偿付压力。而国资发财管〔2017〕192号文则强化对央企PPP项目的风险管控，严防PPP业务推升企业杠杆水平。在监管政策的有序培育下，PPP模式从崛起之初就被赋予了规范化、低风险的优质属性，有望成为“三大攻坚战”阶段支撑基建的合意政策工具，料将迎来广阔的长期发展空间，并逐步挤压城投债、非标投资等高风险工具的份额。因此，我们判断，上述监管新政虽然会对PPP项目入库和落地产生短期冲击，但是从中长期看，将为PPP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固本强基。2018年，基建领域PPP落地项目投资额的增长有望呈现“前低后高”的反走势。并且，值得关注的是，PPP落地项目一般需要0.5-5年建设期，因此2016-2017年累积的落地项目仍将在2018年释放可观的基建投资，有效平滑短期政策冲击。据我们估算，即便假设2018年当年基建领域PPP落地项目投资额的同比增速骤降至15%（2017年为31%），叠加此前落地项目所释放的当期投资，2018年PPP对基建投资的贡献仍将达到2.51万亿元，同比增长37%，依然能为基建投资注入稳健的新动力。长期风险资金来源增长渐缓全国政府性收入，在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中扮演特殊角色，主要与中国经济的长期转型风险挂钩。在全国政府性收入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占比长期稳定于80%左右，反映了通过放宽土地供应以支撑经济高增长和快速城市化的土地财政模式。放眼长远，这一模式将制约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引发经济转型风险其一，以土地宽供应增长、招商引资的效力正在衰减，提高土地配置效率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意义，要超出增加土地供应拉动经济增长[1]。其二，在以地谋增长的模式下，过度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导致资金脱实入虚，挤占了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资本供给，阻滞结构性改革。其三，以城市为中心的土地财政，不仅导致了城市地区的大量重复建设，更阻断了要素资源在城乡间的双向自由流动，制约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鉴于上述转型风险，戒除经济发展的“土地依赖症”已是大势所趋。2017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政策基调得到不断巩固。进一步明确，将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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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发展规模所带来的红利。帮非洲建电站不少非洲，迫切需要发展工业，而电力设施是工业化的基础设施。“我们去的一些非洲，能源建设比较落后，无论是电力、还是电厂，有很明显的迫切感，需要外面引进来。”林刚介绍说，相对于欧洲而言，中国援建的条件、成本、银行等方面更有优势，甚至有很多援建的部分。“现在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政策的扶持力度很大。中国帮助非洲建电站，受到了当地人民的欢迎。因为中国在当地开展电力工程项目，大部分的施工人员是当地人，带动了当地的就业，很多人因此有了林刚说：“我们帮工业园建设了变电站，为工业园的发展，在能源方面奠定了基础。”而埃塞俄比亚铁路上行驶的火车，电气化的升级改造正在逐步淘汰内燃机技术。中国的电力企业正在帮助越来越多的非洲建设电站、电网，以保证这些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有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电力先行”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久经检验的基本规律。在经济转型升级、能源清洁转型的新形势下，电力在能源格局中的地位更加凸显，作用更加显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电网公司作为关系能源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重点骨干企业，具有卓越竞争力的一流能源互联网企业”新时代公司战略目标，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深远意义。3月4日，全国委员、电网公司董事长、党组舒印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能源互联网是未来能源发展的必然方向，我们身处新一轮能源变革之中，更应掌握主动权。”他认为，要充分认识电网在电力系统的枢纽地位，充分把握新时展机遇，迎接新时代电网发展的春天。再电气化是源革命根本路径电网连接能源生产和消费，是能源输送和转换利用的网络枢纽，处于能源革命的中心环节。当前，以新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为标志，以再电气化为根本路径的新一轮能源革命，正在全球范围深入发展。未来的电网，从技术特征上看，将向新一代电力系统演进;从功能形态上看，将向能源互联网演进。当谈到电网未来的战略方向为什么是“一流能源互联网企业”时，舒印彪说，能源互联网是未来能源发展的必然方向。建设以坚强智能电网为核心的新一代电力系统，进而构建融合多能转换技术、智能控制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广域泛在、开发共享的能源互联网，是电网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表示，确立这一战略目标，是贯彻党的精神和能源战略思想的必然要求，是积极适应蓬勃推进的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新形势的必然要求，是把握能源革命和数字革命深度融合趋势、争取战略主动的必然要求。舒印彪说：电气化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从照明、电炊等生活用电，到工业系统的生产用电，再到现代用能方式和技术的革新，几乎都以电为基础。我国电气化步伐始终较快，目前电力消费在终端能源消费的比重已达到21%，我国是第一电力大国，也是当之无愧的电力强国。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再电气化，这是一个质的飞跃。谈及再电气化的具体路径，舒印彪表示，供给侧与用电侧是再电气化的一体两面，而这两面，需要坚强智能电网来连接，以此为核心构建新一代电力系统。在供给侧方面，要坚持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逐渐使人类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构建清洁供应系统。在用电侧方面，适应再电气化进程，深入实施电能替代战略，在交通、工业、商业、居民生活等领域广泛推进电能替代，推动基于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的智能电气设备开发和应用，大幅提高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舒印彪说，电网事业是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党和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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