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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金融“去杠杆+严监管”不会动摇，并将深入治理金融市场乱象根源。受此影响，以下三类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将持续承压。《经济参考报》记者在江西、湖南、黑龙江、山西等农业大省了解到，近年来，各地农村土地流转速度明显加快、趋势总体向好，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乡村振兴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但是，在土地流转加快的过程中，流转价格出现上升，与此同时，“毁约”“退租”“非粮化”等现象值得警惕。各地干部及群众认为，土地流转是一项系统工程，难以一蹴而就，建议从加快土地确权颁证、完善流转服务平台、加强土地用途监管等多处入手，积极稳妥推进土地流转。
进度加快难度降低 流转趋势总体向好记者调研了解到，湖南、江西、黑龙江、山西等省份2017年土地流转面积相比五年前增加了40%-50%左右。结合地方实际，各地农村土地流转形式以出租、股份合作等为主，流转主体趋向多元化，但主要还是流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江西省为例，江西农村土地流转面积近年来不断增加，到2017年全省耕地已有39.7%被流转。宜丰县同安乡金禾种养农民合作社负责人张燕飞告诉记者，“前些年是挨个村去找田，现在土地流转不再是难题，大多是村动打电话要求流转。近年来，随着土地流转面积的增加，各地流转价格上升明显，主要在每亩每年200元至600元这一区间。不过，部分地方的流转价格偏高，如城郊和小城镇开发区域、旅游地区，土地流转用于非农经营，流转价格大多超过了每亩1000元。经过多年探索，各地逐步形成比较健全的土地流转体系，建立起流转服务信息平台、纠纷调解仲裁平台。如江西省搭建了11个市级、100个县级、1454个乡级农村土地流转服务平台。近年来，万载县的“龙头企业”恒晖大农业公司与政府签合同，流转了8000多亩地。恒晖大农业公司总经办主任高集云感叹，健全的土地流转体系对农业种植企业至关重要，“幸亏有政府服务，为公司节省大量人力财力，不用一户户去流转，而且有政府出面，更有多数基层干部反映，土地流转速度加快的背后，仍然存在着一系列风险，对土地流转合同关系保持稳定、流出农户收益保持稳定、粮食安全保障构成潜在威胁纵观各农业大省，一些因素普遍干扰了土地流转合同的稳定性。在土地流转实际操作中，有些农户之间仅有口头协议，一旦一方失信，就容易出问题。很多新型经营主体反映，此类土地纠纷问题对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不利。比如，湖南省衡阳县一名种粮大户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部分农民缺乏契约精神，签了合同又毁约的事情不少见。尤其是看到种粮大户把配套的水利、机耕道设施修建好，种田效益得到明显提升后，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就会增加。在江西省宜丰县，部分种粮大户也有此遭遇。金禾种养农民合作社今年遭遇两户农民毁约。负责人张燕飞说：“本来签了10年合同，但他们临时说要盖房子，强行要回地，为了避免纠纷，公司只好吃这个亏。流出农户土地收益保障问题也值得关注。一方面，有的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由政府出面将农民土地集中流转过来，再低价转包给工商资本，导致农民被动流转，权益无法保障。加上部分工商资本下乡，轻长期经营，重短期利益，容易出现经营不善的情况，一旦工商企业中途“撂挑子”“跑路”，农民的土地租金自然也就无法保障。另一方面，由于恶性竞争、城镇开发、旅游开发等多种原因，部分地方流转价格近年来出现攀升，每亩甚至超过1000元。哈尔滨市方正县农经站站长王忠说，这么高的租金，只要遇上自然灾害，或经营稍有不善，承包户就必然亏损，最后这种风险自然就转嫁给流出农户，租金也得不到保障。在这一背景下，局部地区近年来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一些种粮大户不堪重负，不得不将手中土地退租。江西临川区湖南乡车家村种粮大户李石同规模化经营近10年后，从前年开始陆续将839亩中的500亩退租了，他向记者抱怨说，土地流转成本太高，种粮效益微薄，难以承受。近年来并不罕见的“非粮现象”，导致粮食安全风险加大。多地干部反映，种植粮食效益低，部分流转主体放弃种植粮食，转而将耕地用于种植经济作物、综合开发。尤其是部分工商资本打着“进军农业”的幌子下乡“圈地”，企图长期囤地待价而沽，完全忽视粮食安全。江西、山西、湖南等地的多名流转主体告诉记者，合作社将粮田流转过来后，下一步发展方向是蔬菜种植、农业旅游观光等，而不是维持之前的种植粮食模式。土地流转是一项长期工作，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困难，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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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越南沿海项目中，促进了满足电厂设计的84项主要中国规范的业主审批工作。而在孟加拉沙吉巴扎项目中，除消防设计、地震结构设计采用当地规范外，其他设计均采用中国标准，进一步推进了中国标准在范围的推广和应用伍广俭表示：随着中国电力技术的‘出海’，更多受益于中国电力技术，接受中国直流标准，让中国标准成为标准。而中国电力“出海”，和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契合的。国内的电力建设在经过21世纪初的大干大建以后，培养出了大量与电力相关的制造企业、施工企业、设计企业，当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出现生产过剩的情况时，这些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被迫“走出去”开拓新的市场。如今，中国能建广东院在越南、哥斯达黎加、印度尼西亚、埃塞俄比亚、孟加拉等“一带一路”沿线布局了电力工程项目借着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积累的发展经验，中国电力技术在核电、大容量火电、高电压等级输变电的各方面也均处于领先地位。而“一带一路”沿线和地区普遍经济比较落后，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加快中国电力技术、电力工程“走出去”，一方面能够帮助沿线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能消化中国电力建设、设备生产等方面的过剩产能。伍广俭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我们输出电力的工程建设、技术、设备等，为当地提供可靠的电力供应，而他们通过这些工程，进一步认可中国的品牌。地下遗留的煤、煤层气、水、地下空间还在;矿关了，地上的土地、闲置厂房、设备还在。如何用好关闭煤矿的各种资源?全国期间，全国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袁亮带着他的《关于去产能及关闭煤矿资源开发利用的建议》，接受了《中国煤炭报》记者的采访。关闭煤矿仍赋存多种资源随着煤炭资源的持续开发，部分煤矿已到达其生命周期，也有部分落后产能煤矿不符合安全生产的要求，或开采成本高、亏损严重，面临关闭或废弃。2015年以来实施的煤炭去产能政策，促进了能源供给侧结构改革，促使一批资源枯竭及落后产能矿井和露天矿坑加快关闭。袁亮团队的研究结果显示：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十二五”期间淘汰落后煤矿7100处。空间、水、煤及共伴生资源、土地等。袁亮给《中国煤炭报》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单个煤矿地下空间以60万立方米计算，到2020年，我国去产能矿井地下空间约为72亿立方米;到2030年，约为90亿立方米。据估算，目前的去产能煤矿中赋存煤炭资源量高达420亿吨，非常规天然气近5000亿立方米，并且还具有丰富的矿井水、地热、空间、土地和旅游资源等。以安徽两淮矿区为例，到2018年底，去产能及关闭矿井数量将达到20处。这些矿井的剩余煤炭资源量达15.3亿吨，煤层气资源量为476亿立方米，水资源量为23亿立方米/年，井田面积为0.56亿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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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日趋成熟的PPP模式加速发力，跃升为驱动基建投资的生力军。仅在财政部项目库中，2017年PPP新增落地投资额就高达2.4万亿元，同比增幅约为31%，其中约86%投向了基建领域。据我们测算，若设定落地项目加权平均建设期为2.5年，则2017年PPP项目资金对基建投资的贡献多达1.8万亿元，约占基建投资的10.6%，较上年大幅提振4.5个百分点。在PPP模式崛起之际，政策层对PPP模式的发展思路和功能定位亦清晰展现。2017年11月，一系列监管新政密集，坚决剥离风险隐患，着力将PPP塑造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隔离墙”而非“传导器”。其中，财办金〔2017〕92号文通过提高入库门槛、清理入库项目，杜绝变相兜底、项目回购、明股实债、承诺收益等违规行为催生新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2017〕79号文通过收紧政府付费类PPP项目，进一步避免加重地方政府偿付压力。而国资发财管〔2017〕192号文则强化对央企PPP项目的风险管控，严防PPP业务推升企业杠杆水平。在监管政策的有序培育下，PPP模式从崛起之初就被赋予了规范化、低风险的优质属性，有望成为“三大攻坚战”阶段支撑基建的合意政策工具，料将迎来广阔的长期发展空间，并逐步挤压城投债、非标投资等高风险工具的份额。因此，我们判断，上述监管新政虽然会对PPP项目入库和落地产生短期冲击，但是从中长期看，将为PPP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固本强基。2018年，基建领域PPP落地项目投资额的增长有望呈现“前低后高”的反走势。并且，值得关注的是，PPP落地项目一般需要0.5-5年建设期，因此2016-2017年累积的落地项目仍将在2018年释放可观的基建投资，有效平滑短期政策冲击。据我们估算，即便假设2018年当年基建领域PPP落地项目投资额的同比增速骤降至15%（2017年为31%），叠加此前落地项目所释放的当期投资，2018年PPP对基建投资的贡献仍将达到2.51万亿元，同比增长37%，依然能为基建投资注入稳健的新动力。长期风险资金来源增长渐缓全国政府性收入，在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中扮演特殊角色，主要与中国经济的长期转型风险挂钩。在全国政府性收入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占比长期稳定于80%左右，反映了通过放宽土地供应以支撑经济高增长和快速城市化的土地财政模式。放眼长远，这一模式将制约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引发经济转型风险其一，以土地宽供应增长、招商引资的效力正在衰减，提高土地配置效率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意义，要超出增加土地供应拉动经济增长[1]。其二，在以地谋增长的模式下，过度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导致资金脱实入虚，挤占了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资本供给，阻滞结构性改革。其三，以城市为中心的土地财政，不仅导致了城市地区的大量重复建设，更阻断了要素资源在城乡间的双向自由流动，制约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鉴于上述转型风险，戒除经济发展的“土地依赖症”已是大势所趋。2017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政策基调得到不断巩固。进一步明确，将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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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月份，制造业PMI为50.3%，比上月下降1个百分点，创下2016年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副总经济师陈中涛也表示，总体来看，市场需求较好，大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保持相对稳定，原材料价格涨势减缓，预计节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将逐渐恢复正常，经济运行回归平稳向好基本态势。今年前两个月制造业PMI持续回落，但目前指数仍连续19个月维持在50%以上水平，表明制造业仍在扩张。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在解读数据时表示，2月制造业PMI总体延续扩张态势，并呈现出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发展、装备制造业扩张加速等特点，企业对市场发展信心有所增强。与制造业PMI回落趋势一致，2月份非制造业PMI环比回落0.9个百分点至54.4%，非制造业总体仍保持较高的景气水平从具体行业来看，建筑业和以大宗商品批发业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进入季节性淡季，相关商务活动指数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回调。但服务业运行相对稳定，特别是节日消费相关行业表现突出，零售、住宿餐饮和旅游等相关行业指数明显回升。数据显示，2月份，零售、餐饮、铁路运输、航空运输、电信、互联网软件以及旅游相关行业等商务活动指数均位于56%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交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学智表示，年初PMI下降并不代表全年经济运行趋势，今年经济走势要看季节性因素减弱之后的反力度。部分工业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价格在春节假期后迅速上涨，可能表明春节假期过后需求回暖。剔除短期因素影响，可以认为，经济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在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经济增长平稳，预计GDP增速与去年大体相当，物价涨势温和，这将为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提供较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他称，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深入推进，预计以提质增效、减排降耗为主线的经济增长新特点将日益明显。苟日新，新，又日新。”基建投资作为中国经济的“调节器”，受到宏观政策的主导，政策目标的鼎新必然引致基建投资的变革。在新时代，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一“调节器”正在放松“稳增长”的旧职责，转向推动三大攻坚战的新使命。有鉴于此，我们构建了三大攻坚战视角下的中国基建投资分析新框架。理论推演和实证研究共同证明，在端，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结构将稳步改善，支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随着弱风险资金占比上升，长、短期风险资金占比下降，基建投资增长中枢将缓慢下移。在投资端，基建投资的资金投向结构将持续优化，使有限增长的要素资源高效配置到短板领域，助力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两大攻坚战。综合来看，2018年，中国基建投资将呈现“降速提效” 的鲜明特征，增速小幅下降至13%-14%区间内。但是，得益于投融两端的结构性变革，基建投资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持作用将持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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